他是“晚清李嘉誠”,比胡雪巖更有錢,為何能全身而退?

  每個人都有他的宿命,無論貧窮富貴。這一點,信佛的人想必更有體會。宿命到了,在歐洲的小鎮跳上一堵牆,拍個照,也會拍到人生的末路。

  放眼歷史,各色各樣的富商,尤其是人中龍鳳的首富們,大抵都沿著兩條路走到人生的終點:

  一條是激流勇退,賺夠了錢,要麼乘桴浮於海,要麼散財保平安。另一條是一往無前,被越滾越大的慾望裹挾著往前走,直到人財兩空夢一場。

  馬雲說過,首富基本沒好下場。如果有,那麼,張弼士絕對算一個。

他是“晚清李嘉誠”,比胡雪巖更有錢,為何能全身而退?

  ▲張弼士。

他是“晚清李嘉誠”,比胡雪巖更有錢,為何能全身而退?

  張弼士出身不好。他出生在不好的年代(1841年,晚清加速沒落,剎也剎不住),不好的地方(廣東潮州府大埔縣,現為梅州市大埔縣,落後山區),不好的家庭(父親是秀才,教書兼行醫,不過家境貧寒)。

  很多人因此認命,也有人因此拼命,想要改寫命運。

  據說,張弼士小時候放牛,自己就哼出這樣的山歌:

  

  滿山竹子背蝦蝦,莫笑窮人戴笠麻,慢得幾年天地轉,洋布傘子有得擎。

  滿山竹子筆筆直,莫笑窮人無飯食,慢得幾年天地轉,飯籮端出任你食。

  

  這樣的人,貧窮並未限制他的想象力。

  18歲那年,他和村裡幾個老鄉,到汕頭坐豬崽船(下南洋打工,俗稱“賣豬仔”)漂洋過海,下南洋謀生。

  那個年代,閩粵兩省窮人下南洋謀生路,數以萬計,少一個張弼士不少,多一個張弼士不多。

  沒有人會想到,這一去,這個粵東的窮山村就將走出一個華人首富。

  話說回來,首富都起於卑微。這一點,倒是真的。

他是“晚清李嘉誠”,比胡雪巖更有錢,為何能全身而退?

  ▲張弼士在大埔縣的故居。

他是“晚清李嘉誠”,比胡雪巖更有錢,為何能全身而退?

  歲月對年齡增長,從來都是公平的,但對財富增長,從來都不公平。

  從唱著山歌放著牛的窮小子,到低調的華人首富,張弼士用了30年。他是怎麼做到的?

  說起來,他的致富路徑,跟李嘉誠還蠻像的。當然,從本質上講,這兩個不同年代的華人首富,都是潮州人(張弼士是客家人,但他的家鄉大埔原屬潮州府),他們身上的基因和品性大抵是一致的。

  為人勤奮踏實,值得信賴,這樣的人,遲早會得到上天的眷顧。張弼士在荷屬巴達維亞城(今印尼首都雅加達,當時為荷蘭殖民地)落腳後,在一家紙行打工。

  有一次,一位歐洲來的海員找到張弼士,請他驗收一箱子東西。張弼士箱子都不開啟,就堅決說,我在歐洲沒親戚,這東西不是我的。

  海員則執意按照箱子上的姓名和地址,把箱子留下。

  一年過去,箱子沒人來取,張弼士也從未打它的主意,甚至從未將它開啟,看看裡面是什麼東西。

  紙行老闆看在眼裡,先將店裡的財務交給張弼士管理,再將自己的獨生女嫁給了他。

  這樣,岳父的家產,成了張弼士發家的第一桶金。很多年後,人在香港的李嘉誠,也是憑著岳父(也是他的舅舅)的資金,啟動了自己的創業專案。

他是“晚清李嘉誠”,比胡雪巖更有錢,為何能全身而退?

  ▲年輕時期的李嘉誠,靠著岳父莊靜庵,才有了第一桶金。

他是“晚清李嘉誠”,比胡雪巖更有錢,為何能全身而退?

  之後的財富故事,反而沒有什麼神奇了。在今天的我們看來,首富們的成功無不來自於冒險精神+商機把握+跨界多元化經營,以及神祕莫測的政商聯動。

  當時南洋土地肥沃,適宜墾殖,荷蘭殖民當局想做開發,卻時常遭到當地人和華人的抵制。張弼士看準機會,利用其自身優勢,僱傭華人開辦墾殖公司,先後創辦了5家墾殖公司,生意越滾越大。僅日裡笠旺墾殖公司,就建有8個橡膠園,直徑百餘里,擁有數萬名僱工。

  隨後,張弼士的商業版圖持續擴張,又開辦了礦務公司、遠洋輪船公司、日裡銀行,組織過藥材批發。

  此外,他還涉足房地產,在南洋購置了大量房產。“張字號”企業一時遍佈南洋。

  到1890年左右,全盛時期的張弼士,其全部資產摺合白銀達8000萬兩,比當時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還多,更比此前的江南首富胡雪巖的個人財產多出兩三倍。

  張弼士是富甲南洋的鉅富,當之無愧的華人首富。

他是“晚清李嘉誠”,比胡雪巖更有錢,為何能全身而退?

  ▲張弼士在南洋的故居,現在成了熱門打卡地。

他是“晚清李嘉誠”,比胡雪巖更有錢,為何能全身而退?

  張弼士值得尊敬,並不是因為他有錢。人生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追求,當年張弼士離開家鄉,只是為了追求溫飽,慢慢地,發現自己可以賺很多很多錢。

  很難得,這時候,他並未成為金錢的奴隸,而是更加明確了,他可以用手中的錢做更多的事。

  張弼士的成功,離不開荷蘭殖民當局的政策照顧,但他並未因此喪失自主性。荷蘭當局很早就認為張弼士是個人才,想給他封官許爵,張弼士均一一謝絕。

  有人問他何故,他說:“吾華人當為祖國效力。”

  1893年,清朝駐英公使龔照瑗經過檳榔嶼(馬來西亞檳城),與張弼士有過一次座談。

  龔照瑗問,西方人到底有什麼本事能把南洋諸島的商業搞得如此繁盛?張弼士回答如何如何。龔照瑗再問,你又有什麼本事白手起家做到富可敵國?張弼士回答如何如何。

  龔照瑗聽了十分佩服,慨嘆道:“君非商界中人,乃天下奇才。現在中國貧弱,盍歸救祖國乎?”張弼士立馬接話:“吾懷此志久矣!”

  龔照瑗是李鴻章的親信。這次見面後,他向李鴻章極力推薦張弼士,說張才可大用。

  很快,張弼士就接替黃遵憲代理新加坡總領事。緊接著,又在國內大量投資設廠,成為華僑回國投資建設的帶頭人。

  從1894年開始,張弼士在國內投資的專案達十多個,涉及鐵路、礦產、農牧、銀行、保險等領域,以及大名鼎鼎的張裕釀酒公司。

  據說,張裕釀酒公司是李鴻章親自批准成立的,並給予了十五年的專利保護期。張弼士的侄子張成卿,作為張裕第一任總經理,到天津謁見李鴻章,不必門前等候,青衣小帽,直入府中,談笑猶如家人。旁觀者無不咋舌豔羨。

他是“晚清李嘉誠”,比胡雪巖更有錢,為何能全身而退?

  ▲張弼士。

他是“晚清李嘉誠”,比胡雪巖更有錢,為何能全身而退?

  通過李鴻章、盛宣懷等當朝紅人的關係網路,張弼士在“紅頂商人”的路上越走越遠。

  他曾三次獲得慈禧、光緒召見,享受免行下跪應答的特權。1903年夏秋之間,獲賞頭品頂戴,補授太僕寺正卿。

  這時候,張弼士享受一品大員的待遇。晚清最出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巖,在世時不過是享受二品大員待遇。可見,要論在政商兩界的如魚得水,長期浸淫其中的胡雪巖,功力還不如常年人在國外的張弼士。

  不過,張弼士從頭到尾清醒得很。他並未被突如其來的權力與榮耀砸暈。

  在慈禧和光緒問到他為何能在南洋取到巨大成功時,年過六十的張弼士含淚訴說,為了謀生,都是不得已呀。

  此時的張弼士,與他18歲時的身份、地位和財富,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但他始終記著當年的苦難,並未因為眼下的成功而忘了初心。

  他也知道,清廷對他賞爵賜官,其實一大半是他用銀錢換來的,一小半是他半商半官期間業績的回饋。他之所以樂於如此,不過是與清廷各取所需。

  晚清以來的帝國財政危機,逼得清廷想出來很多法子應對,比如捐官入仕、招商引資等。張弼士主要得益於清廷撈錢的這些政策,成功進入國內發展實業。

  每逢清廷要賑災或開設新機構,張弼士總是積極掏錢的那個人,一次就捐出20萬兩,而且還利用自己在南洋的影響力開展募捐,為清廷解決了不少燃眉之急。

  1900年,黃河決口成災。清廷召張弼士回國,張弼士視察了災區,目睹災民扶老攜幼或棄妻遺子四處奔命,深為祖國同胞遭此大難而憂慮,回南洋募銀百萬兩用於賑災,清廷賞建“急公好施”牌坊,豎在他的故鄉大埔。

  與其說清廷看中張弼士這個人,不如說看中了他的錢包。

  而張弼士得到的回報,是他實踐自己理想與情懷的空間。有了清廷的賞爵賜官,在官本位制的帝國裡,他才能施展實業興邦的才能。

  他向商部提出,富裕而善於經營的僑商很多,但華僑十有八九祖籍福建和廣東,因此,振興商務非自閩、粵入手不可。他建議由商部選派聲望素孚的官員,去主持福建、廣東的農工路礦等經濟建設,重點是做好招商引資工作。

  這一項建議,跟我們改革開放後實施的經濟特區政策,有異曲同工之妙,堪稱經濟特區政策的先聲。由此,可以看出張弼士的高瞻遠矚。

  能者多勞。不出意外,張弼士很快被商部任命為考察外埠商務大臣,督辦閩廣農工路礦事宜。而這未嘗不是張弼士所期望的,在閩廣“經濟特區”內,他大展拳腳,設航運,開鐵路,辦現代企業,“所費總共數百萬,誠有功於國”。

他是“晚清李嘉誠”,比胡雪巖更有錢,為何能全身而退?

  ▲孫中山為張裕葡萄酒題的字。

他是“晚清李嘉誠”,比胡雪巖更有錢,為何能全身而退?

  一紅就死,這幾乎是“紅頂商人”的必然命運。

  胡雪巖盛極而衰,終遭革職查抄家產,鬱鬱而終。表面上看,是因為他捲入了湘、淮兩大政治勢力的爭權奪利,但從本質而言,則是因為他的主戰場一直在官場,而不是商場——他與政治貼得太近,太緊了。

  對最高統治者來說,鉅商如豬,養肥了是要宰的。

  張弼士比胡雪巖成功,能夠免於被宰殺的命運,主要原因無非兩點:一、他把海外作為其商業帝國佈局的重心;二、他自始至終對政治保持了相對清醒而遊離的狀態。

  商人離不開政治,但應與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

  張弼士深知,在當時的政治情境下,他一個僑商,必須藉助政府之力,才能在實業救國的路上有所作為。什麼是手段,什麼是目的,他分得清清楚楚,從不含糊。

  他堅持手段為目的服務,有一個高尚的目的打底,所以使用手段也有底線。

  許多盛極一時的首富,卻在政商的雙頭誘惑中迷失了方向,最終把手段當成目的,認定手段即是正義。這樣,一遭遇政治的風吹草動,往往自身難保。

  1911年,清政府宣佈鐵路國有政策,經營鐵路的商人一夜之間血本無歸。張弼士猛然從清政府宰殺商人的舉動中逃離,轉而支援孫中山的革命。

  最終,不是清政府收拾了張弼士,而是張弼士把那個腐敗無能,而又曾經不得不倚賴的清政府,給拋棄了。

他是“晚清李嘉誠”,比胡雪巖更有錢,為何能全身而退?

  ▲張弼士訪美。

他是“晚清李嘉誠”,比胡雪巖更有錢,為何能全身而退?

  與張弼士同時代的鄭觀應最早提出商戰論。他把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分為“兵戰”(軍事侵略)和“商戰”(經濟侵略),主張以兵戰對兵戰,以商戰對商戰,並認為商戰比兵戰更為重要。

  張弼士是商戰論的擁躉。這決定了,他的商業版圖,不是為了求取個人財富,而是為了實現救國抱負。

  他必須背靠一個政權,去實施他的理想。所以他始終要維持與政治若即若離的關係,如同腳踩鋼絲,十分不易。

  民國時期,他出任袁世凱總統府顧問,把主要精力放在中美經濟合作與交流上,得到中美雙方的讚許。美國人稱他為“中國的洛克菲勒”。

  商戰論的發明者鄭觀應對張弼士也尊崇備至,譽其為“商務中偉人”,稱讚說:“所最難者, 擁厚資不自暇,晚年已垂老,不憚焦勞,無非欲提倡實業,遂其救國救民之志。”

  晚年的張弼士聲名煊赫、實力巨大,卻沒有狂妄自大、窮奢極欲,而是仍然勤勉,用自己的成就和實力報效國家和社會,實現他的“取之於社會,應用之於社會”的儒商抱負。

  在南洋和國內,無論是社會福利還是教育事業,都可以看到張弼士的身影。他逝世後,他的親屬遵照他的遺囑,在嶺南大學捐建了“張弼士堂”(現中山大學校園內)。

  人們最先是通過慈善,認識了這個低調的華人首富。

  1916年,張弼士病逝,享年76歲。他的靈柩從南洋返回大埔的過程中,所經過荷蘭、英國等國的殖民地政府均下半旗致哀。

  鄭觀應說,“生榮死哀,至君極矣!”

  翌年5月,廣東省省長朱慶瀾受民國政府總統黎元洪囑託,赴大埔為張弼士致祭。朱慶瀾的輓聯寫的是:

  

  念粵中實業蕭條,惜彼蒼不留此老!

  比漢代輸邊踴躍,問當世更有何人?

  

  是啊,如此首富,問當世更有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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