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近代中国三大移民史

  作者:西渐

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近代中國三大移民史

  《闯关东》剧照

  喜欢看电视的读者,对“走西口”、“下南洋”、“闯关东”这些名词一定不陌生,以此为名的几部电视剧,都曾经热播。这些电视剧的历史背景,便是中国历史上三次最著名的移民运动。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移民现象非常普遍,而且时有发生,已经成为现代人寻根和领会地方文化的金钥匙。清初,通过康雍乾三世的恢复发展,到乾隆朝,全国人口突破了三亿大关。人地矛盾尖锐,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于是“走西口”、“闯关东”或“下南洋”,形成近代三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

  走西口:晋陕百姓大量进入内蒙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这首脍炙人口的民歌《走西口》,在山西几乎人人会唱。据记载,清光绪年间,晋北地区出现了严重自然灾害,晋北人不得不到“口外”即蒙古地区谋生。这场移民潮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影响深远。

  西口,即杀虎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西北部,现为集中展示“西口文化”的著名风景名胜区。而“走西口”则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晋、陕等地老百姓涌入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走西口”,改变了内蒙古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同时,占移民比例极高的山西移民,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将山西的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当地形成富有浓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晋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的一部分,通过人口迁移,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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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北部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的恶劣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旧谣充分说明“走西口”者多为自然灾害造成的饥民。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灾”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部分地区寸雨未下。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迁徙,以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

  史载,“阳高地处北塞,砂碛尤甚,碱卤难耕……地瘠民贫,无所厚藏,一遇荒歉,流离不堪。”在土地贫瘠、气候寒冷、无川流灌溉的恶劣自然环境里,晋北人生活困苦,每遇灾歉,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奔赴口外谋生。

  “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离乡北上口外蒙古,艰苦创业,开发了内蒙古地区。更重要的是,他们给处于落后游牧状态的内蒙古中西部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化,使当地的整个文化风貌发生了根本改变。

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近代中國三大移民史

  《走西口》剧照

  伴随着“走西口”,口外蒙古地区由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牧耕并举的多元化社会。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作为移民主体的山西移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由于山西移民在移民中占绝大多数,因而当地的移民文化更多地富有晋文化特色,也可以说是晋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扩展。

  人口的流动带动了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又拉近了地区间的距离,增强了它们的认同感。“走西口”这一移民浪潮,大大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内地的交流,进一步增进了蒙汉之间的民族感情,对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繁荣稳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闯关东:山东百姓的苦难开拓史

  清统治者曾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19世纪初,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依旧禁关,破产农民不顾禁令“闯”入东北讨生活,这便是“闯关东”的由来。至1840年,东北人口突破300万,比一百年前猛增了七八倍。清末,沙俄侵略东北,1860年,官府在东北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1910年,东北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

  民国年间(1912-1949),“闯关东”洪流澎湃,新中国成立前夕达到近4000万人。38年间,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1830万,留住的山东人达到792万,可以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

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近代中國三大移民史

  闯关东,是一段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闯关东,存在特定的路线和背景。“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推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少妇,老母唤其子女,前后相望。由奉天至吉林,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 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

  下南洋:以中原和两广人士为主

  明末清初,大批不愿臣服清朝的汉族人纷纷移民东南亚,称为“下南洋”。这场移民运动持续了数百年,奠定了如今东南亚国家的人口格局。

  南洋,主要包括当今东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广义的南洋还包含当今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诸岛。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据《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公元1世纪左右,中国就与缅甸、越南等国互有来往。唐代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多,他们被当地人称为“唐人”。不过,中国人的南洋路,一直到了明朝和清朝前期,才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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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人历史上几次规模较大的“下南洋”,其起因、年代和大体情况如下:1、西汉末年,汉儒学者、军政官员数千人逃往越南;2、南北朝时,五胡乱华,一批中原人士纷纷移居印度支那;3、唐朝后期,黄巢袭击广州时,广东人争相逃往东南亚;4、元灭南宋时,大批遗臣遗民也落难到此;5、明末清初,大量难民、被清兵打散的农民军、抗清失败的明军余部及明朝遗民,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高潮。明亡后,高、雷、廉三州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领兵将家眷3000余人、战船50余艘到达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这块地方因此被称作“明乡”。1659年,跟随永历帝流亡缅甸的官兵眷属,有的逃亡暹罗 (今泰国),有的被安置在缅甸边远地方,今天缅甸北部的桂家与敏家都是这些官兵的后裔。

  一般来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末年大多伴随着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中国人下南洋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

  据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69.95%。那个时候下南洋的人,既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也有在家乡故土呆不下去的人;最后,劳力需求也是华人下南洋的原因。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

  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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