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岁的我,在老妈生病后撞上公司裁员

  《大国小民》第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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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歲的我,在老媽生病後撞上公司裁員22歲的我,在老媽生病後撞上公司裁員

  化用王小波的话,生活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老去、绝望,人最后会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但我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没有预见到这样的未来,那时我才22岁,我以为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直到我妈生病了,我被公司裁员了。

  1

  对我来说,我妈生病是一件稀奇的事。早春时节,我还在穿长袖,她已经换上了短裙,有时还会嘲笑我:“年轻小姑娘,裹成了粽子!”

  就是这么一个健康爱美的女人,去年5月的一天,忽然头不梳、脸不洗,在床上躺了一整天。我非常惊讶,但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没事,我就是腿有点疼。”

  为了证明自己没事,妈妈瘸着腿也要做饭。不过,又时不时在饭桌上抱怨,她的腿好疼、腰也疼。我说要陪她去医院,她又不屑地笑了。

  没过几天,我下班回家,看到她再一次疼得趴在床上,连喘气都不敢用力。

  “要不要换衣服?我们去医院。”这不是商量,而是通知。妈妈有点不高兴,因为“痛”这个理由似乎也上不了急诊的台面,更会让人的拖延症发作。“我现在很痛,动不了。等我痛过这股劲,我就和你去医院。”

  “你都躺了大半天了,痛劲有过去吗?”

  “我都这么痛了,你还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

  疼痛像一场台风雨,说来就来,我和妈妈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不知道该怎么和“病人”说话,年近50岁的妈妈也忘了自己已经到了需要应对衰老的年纪,我们都被平静的日常麻痹了。僵持了好一会儿,我们才决定出门。

  平日里,我从不翻妈妈的东西,也不问她有什么宝贝。我不知道她的医保卡、身份证,甚至钱包放在哪里。当妈妈挨着床沿,艰难地换衣服的时候,我忙着翻箱倒柜,试图把证件找全。临出门,妈妈问我:“我的钱包带了吗?”

  “带了,放心。”我拿着自己的钱包。

  那时候,我的银行卡就剩下几毛钱了,流动资金几乎没有,日常生活只能靠花呗和信用卡撑过月头月尾最难熬的几天。到了医院,医药费要花多少,我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想了想,我还是没有向妈妈开口,她自己的事就已经够烦的了,我就别给她添堵了。

  其实,从2018年初开始,公司的财务就出了问题。工资迟发成了惯例,最晚的一次,所有同事都完美错过各种还款日。有人在群里问老板,也只敢问许久之前的报销什么时候到。结果,老板一个字都没回,没多久,那个人就在群里消失了。有人偷偷地问财务,财务就义正言辞地回复:钱不会少了大家的。

  出于对各位同事的尊重,财务后来又换了一套话术:发工资晚,是为了适应银行汇兑政策的要求。有同事收到通知以后,笑眯眯地说:“我就拿几千块工资,还值得‘银行’这么多借口?”

  而我的经济情况,也比之前更加困窘。工资一旦断流,花呗和信用卡就岌岌可危。更不要说眼下垫付的医药费了。

  夜里的急诊医生不多,我借了一张轮椅,推着妈妈在各种房间穿梭,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腰椎上长了一根骨刺。查出了病因、开了药,我们打算回家,但医生说不行——之前剧烈的疼痛让妈妈心情紧张、血压已升高到200,她需要留院观察。

  病房里的病人们睡得鼾声四起,我睁着眼望着天花板。妈妈在床上眯了一会以后,忽然睁眼问我,“你明天不是还要上班吗?现在走,还赶得上夜班车。”我摇了摇头,宁可坐在椅子上,有一阵没一阵地睡觉。医生护士都忙得脚不沾地,妈妈要是想上厕所,谁来扶她呢?

  好不容易等到天蒙蒙发亮,妈妈的点滴打完了,疼痛缓解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在早班车上才有一点笑意,“哎呀,我真没想到骨刺疼起来这么要命!但要怎么治这个毛病,现在心里还没谱呢……”那点笑意像泡沫一样,被忧虑的刀尖戳破。

  我顾不得这么多了,把妈妈送回家以后,我就急急忙忙去上班了——在那个我待了快一年的公司,有个奇怪的计薪规定,请假一天扣的钱比工作一天赚的要多,不到挺不住的时候,我不想请假,甚至连迟到都觉得亏。

  2

  2017年夏天大学毕业以后,我进了这家互联网创业公司工作。为了避免踩坑,面试之前,我在网上认真搜查过公司的信息:融资已经走到B轮,高管声称有望几年内上市;总有大小领导到公司参观,还接二连三地上了各种榜单。

  能搜到的创始人的信息都十分好看——“系出名门”,行业经验丰富,而且每个人的职业照都拍出了乔布斯的风格。

  看样子,这应该是一家发展得不错的公司。当时我是这样判断的。心存幻想地去了面试,觉得“试一试,也不亏”。

  只不过那时候的我还太天真,确实没有被社会的铁拳锤打过,不懂得光看这些好看的没用,更应该看看公司的风险信息:有没有(失信)被执行、有没有被起诉、近段时间高管换得频不频繁。哪怕只是查查公司有没有劳动纠纷,也比看这些通稿要实在。

  当然,这是我后来才学会的。

  面试结束,HR对我很满意,热情地向我介绍:“我司很注重员工福利,一拿到融资就把公司翻新了,现在的办公环境特别好,还有下午茶供应,一个月至少一次团建。最重要的是,我司没有办公室政治——大家都是90后,年轻人,有什么说什么。”

  HR很爽快,当场决定录用我,还问我什么时候来上班。虽然HR开出来的工资本来就不高,还要分绩效和底薪,能到手的就更低了。但在好前景、好环境面前,工资的确有些微不足道了,“我下周一就来入职。”

  然而,入职的第一天,我就遭遇了一个十分尴尬的状况。

  “我没有提出用人需求。”部门经理似乎并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存在,当HR领着我去入职的时候,他直接这么说。

  我站在HR身后,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存在感。但我隐约感觉到,现实和想象还是有差距的。在这个无所适从的关口,总经理忽然站起来了——当然,他若不站起来,我肯定不会察觉到这个穿T恤、踩拖鞋的大男孩是“总经理”——这可能是创业公司层级扁平的好处,高管们不会坐到“玻璃屋”里,而是隐藏在普通的工位中。

  他在面色不善的部门经理和HR中间打了个圆场,“小姑娘来都来了,试一试也不打紧。”我这才没有陷入刚入职就被离职的困境。

  后来,我从同事们鸡零狗碎的午饭谈话中,拼凑出总经理说“试一试”的底气:公司刚拿下一轮融资,弹药充足,网上发的通稿一页接一页,光是火线提拔上来的“总经理”就有四、五个,再多我一个刚毕业的小屁孩又有何妨?

  “不要因为没事做就觉得不好意思,就算做人肉背景板也是岗位内容。天天被各种人当猴子一样参观,谁的压力能小?”同事们会好心地安慰我,但我觉得他们只是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

  尽管同事们都爱瞎说大实话,但我还是觉得一切都在可接受的范围:

  坦率地讲,那时候的公司的确算得上是年轻人的伊甸园——翻新过后的办公环境是当红的工业风,随便怎么拍照都好看;楼下就是公司开的餐厅,虽然菜品不便宜,但每到早餐、午餐、下午茶时段,公司的微信群里会变得非常热闹,好像同事们都不差钱似的。

  “我要两碗!”

  “我也要!”

  “老板说,他请客。”

  有吃有喝,哪怕开会时间定在下班后,这些就都不算事了。

  妈妈倒是不太满意我的这份工作,因为她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公司的名字。我便用“梦想”做盾牌,告诉妈妈,这份工作我很喜欢。

  “给的钱不多,下班倒挺晚,你的梦想还真奇怪。”妈妈当时是这么回我的。

  3

  连续几天,不是陪着痛得下不了床的妈妈半夜打车去医院,就是顶着蒙蒙发亮的天光去赶公交车上班,我已经脚底发软,脑子发烫,全靠一口气吊着。我能做的,只有让自己的生活少一些变化,不至于继续失衡。

  平时,如果7点能下班,回到家也要8点了。我甩着装了便当的袋子推开家门,还没脱下鞋子,妈妈就指着水槽发难:“这都是多少顿的碗了,你也不洗,是等着谁来洗?”

  “这几天实在累得不想动了,你别生气,我等等就洗。”

  “别生气?你要是主动洗了,我怎么会生气?”

  吵到最后,我还是没弄明白妈妈想要怎么样,忍不住流眼泪。我太累了,脑子甚至感受不到该哭的情绪,就像只装了一半的迟钝水罐,但一块又一块的石头砸过来,不仅在我的“水罐”里激起涟漪,还把水溅出来了——就是我流出来的眼泪。

  无关爱恨,眼泪只是情绪满溢的水花,所以我擦擦眼泪就去睡了。本来我以为自己睡不着,结果一睡就是十几个小时,梦里只有一片安静的黑。等我起床的时候,妈妈站起来,瘸着腿、抿着嘴,从厨房给我拿出一碟煎鱼、一碗白饭,甚至还配上了一点青菜,“自己到厨房拿筷子。”

  我知道,只是简单做一顿饭也不容易——葱要切,肉要洗,蒸鱼要讲火候,每一餐都是心意。这个世上没有那么多理所当然,该糊涂的时候,还是得糊涂,我高高兴兴地吃了几天以来第一顿有温度的饭。

  然后收拾收拾继续去上班——如果我所做的工作也可以称之为上班的话。

  刚进公司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一天到晚没有正事可做。多数时候都也就坐在会议室里,听高管们介绍产品。年纪大的高管稳重,会不经意地提起自己在大公司的经历;年纪轻的高管俏皮,反复拿自己的年龄说事:“其实我没比你们大几岁,前年才来这家公司。”

  言下之意,不是说自己年轻有为,就是说公司的发展前景好,尽管我会配合地拍手,但我还是不喜欢拿年龄说事——谁没有老的时候呢?如果没有,那也太不幸了——但这家创业公司似乎不这么认为。

  在这里,一个项目从头脑风暴到上升为公司的新核心,最快只需要一个月。大概老板认为,在这种节奏下,“老”的标准就非常严格了,他甚至在会议上开玩笑:“哪个部门要招一个80后,部门老大就得过来给我解释下原因。”

  我开始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认真想想,如果说年轻真的有什么红利可言,那可能也就是不担心失败,也还有接受伤害的空间。对员工而言,这就太可怕了。

  可是,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不可能试用期没干完就跑。我抱定了主意,哪怕已经掉到坑底,我也要弄清楚坑的套路,再想办法出坑。不然,我连被坑的经验都没有,这一趟就白来了。

  在我忍气吞声了一个月之后,经理终于给我找到事做了:写会议纪要。

  这项任务合情合理,因为公司的会议太多太长了:先开一个小组会确定方向,再开一个部门会统筹规划,然后联合隔壁部门沙盘演练。运气好的话,议题在各种会里洄游打磨;运气不好,就直接会被总经理打回原点。

  参加会议的几十个人,除了滔滔不绝的运营、板书写了一墙的策划、若有所思的管理层,其余都是会议上偷偷打哈欠的“背景板”,包括我。

  这样的状态,持续到了新的一年,当我思考工作意义的频率越来越高时,又有新同事入职了,经理终于让我把写会议纪要的差事移交给他,我又无事可做了。

  几次简单的碰头会以后,管理层决定开展一个不费钱的新项目:新媒体,我也被纳入其中。上司们说了,这个项目的重点在于产出好内容,摔跟头不要紧。

  这听起来让人觉得很舒服,但我们要产出什么好内容呢?上司们只是一再强调,新项目不要局限于公司现有的产品。这种愿景更了不起了,但什么才是我们要重点发掘的内容呢?我不知道,也没人说得清。

  我问经理,“我们做这个项目的目的是什么?”

  “为公司发展新用户。”经理斩钉截铁地说。

  对话让问题回到原点。出于“食君之禄,担君之忧”的朴素正义,我们按照上司们的指示,从公众号折腾到短视频,始终没能“做起来”。但为了完成新增粉丝的KPI,不管是同事、同学还是亲戚朋友,我们的小组成员都没有放过。

  “我朋友说,已经把我的朋友圈屏蔽了。”

  “那你的朋友还不错,我的朋友说,再发就拉黑。”

  “刚刚不小心,把链接发到开白群,不得不发了个大红包。”

  事实证明,我们的哀叹来得太早、太小布尔乔亚了——我们之所以能混口饭吃,无非是当时公司有钱。等泡沫消散了,不只我们,还有我们做的项目,都要回到本质了。

  公司拿到上一笔融资,已经是去年的事。虽然老板在开会的时候一直强调,公司已经实现了盈利,没有融资我们也能活下去。但谁都知道,所谓创业公司,大多数都是靠投资人的钱活着。没有投资,公司就被判了死缓,就看缓多长时间了。

  我反而觉得轻松,下班以后的时间终于能归自己所有了——之前,在这家年轻的公司里,每天晚上七八点下班以后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局,不仅要花钱,还累。现在好了,同事们都勒紧裤腰带,我也终于可以按时回家照顾我妈了。

  4

  再过几天,HR又带着一茬新人来报到。

  “今年才毕业,现在毕业证还没到手,怎么签劳动合同?公司又省了好几个月的五险一金。”有同事在新同事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悄悄地说。

  在创业公司,人的保质期可能只有一年,基础岗位更是不缺新面孔,超过一年的就能叫做老员工了。

  “没签的,叫用爱发电。”另一个同事微笑着,好像在嘲讽过去的自己。

  抱怨归抱怨,生活还是要继续,只不过同事们的精神状态,跟去年已经大不一样了。有门路的人,赶紧换一个项目来跟;没有门路的,被HR悄悄地约谈,没过几天就消失了。

  如果只是普通员工大批离职,那可能真的是业务调整。当剩下的人发现,一直在公司宣传网页上闪闪发光的创始人们也一个个出走的时候,恐慌情绪终于开始遏制不住地蔓延了——“连他都走了,我还怎么留得住!”

  某个创始人一离开,他主管的部门就被裁撤了。有人把怨气撒到HR身上,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连HR都承受不了裁员谈判的压力,先走为敬了。一边是成建制的裁撤,一边是新项目草草上马,这大概就是公司所说的“结构优化”。

  这一轮调整以后,跟我同期进公司的同事已经走得七七八八了,办公区再也没有了以前的热闹。5月初,有同事在临走的时候问我:“公司都这样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等等再说。”

  “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稳定的年轻人?”

  我笑着摇头。之前是有这样的想法,但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份工作确实越来越不如意,但贸然辞职,让自己没有退路,只会更不如意。

  “你要是混不进新项目,结局是一样的。”同事做出了他的预言。

  骑驴找下家是我本来的应对措施,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即便开始了治疗,妈妈的腰还是痛得整夜睡不着觉,给她找一个更合适的治疗方案,成了我生活的最高优先级。

  她害怕上手术台,我也不放心,还好骨刺不算大病,我与她还有从长计议的余地。有亲戚建议去试试针灸,我就到处给她找医生。但好医生不好找,公立医院的挂不上号,其他医院又鱼龙混杂。好不容易选定了医生,说服妈妈接受新疗法也需要时间。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

  没过多久,前同事的预言就实现了——经理曾经施加在前同事身上的那些软刀子,现在一把不落地插到我的头上——这似乎是他喜欢的套路,只是他这次有点着急。

  作为一个鸡肋项目的执行者,我向来只是小组会议的背景板,属于我的汇报时间一般都被控制在10分钟以内。但几个工作日以后,我突然就成了小组会议的主角。

  一天开着会,正事儿还没说几句,经理突然调转矛头,指向我说,“你最近的工作不行。”然后从批评我工作能力不行、工作态度不好,到我上厕所次数多,足足花了一个小时。

  被上司大张旗鼓地批评,我心里有些发虚。会不会被炒倒在其次,我更担心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事,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把领导得罪了。我把自己的忧虑告诉同事,结果同事却笑了。

  “我们现在还有正事做吗?”同事反问我。

  我想了一想,摇头,“还真的没有了。”

  公司近来很缺钱,最起码看上去是,能停的旧项目都停了,仅有的资源全给了新项目。这倒不是因为新项目能赚钱,而是指望新项目能拉来融资。留守公司的人大部分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办公室也会打开招聘网站。

  “无事可做,还能做错事吗?”同事看向我,轻描淡写地说,“除了搞点小动作恶心人,他还能怎么办?你别管他说什么,只要每天准时打卡上班,他们就得给你发工资,你何苦跟钱斗气。”

  而我苦笑着,接受了同事的好意。

  5

  短暂的失落以后,我开始考虑要怎么保护自己。

  我知道公司永远有辞退我的权利,但我更清楚,公司不能用“逼”的方式让我“主动”走。我想起在大学上过一门职业教育课,里面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劳动法》保护劳动者。”所以,在给自己列了一份疑问清单以后,我打电话给12333(劳动局电话),把问题都弄明白了。

  然后,我又联系了做HR的同学。抱怨、排解都是其次,我想知道他们遇到类似的状况会怎么处理,得到的答案一个比一个心寒——强行开除、编造理由开除、以扣起离职证明来逼辞职等。我的心里一片冰凉,但末了,还是厚着脸皮拜托他们:“要是你见到有合适我的岗位,记得推荐我呀!”

  不管怎么样,生活必须继续。

  当我做好准备,哪怕仅仅只是心理准备,我也觉得没那么害怕了。开会的时候,我依然被骂。也许是想给我树立更多的对立面,除了之前那些骂我的理由,上司又说我拖累了小组的进度——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进度,但我无法反驳——的确,按照上司的说法,要是我识相辞职了,会议确实没有开的必要。

  这不能算是我的错,但我还是忍不住向同事道歉。同事显得很体谅,“别放在心上!我也只是在带薪玩手机。”

  他们就这样,用低头玩手机的善良,保全了我的脸面。

22歲的我,在老媽生病後撞上公司裁員

  这样持续了一两个月后,上司可能没想到我会忍这么久。之前他用类似的办法“劝退”另一位同事时,那个同事很快就请了长假,没多久找了个工作就走了。但我没有,我一直心平气和地听他批评我,最终,他只能主动找我谈话。

  果然,那天在他办公室里,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不辞职?”

  这是他最想弄明白的问题,但我想问的是,我为什么要辞职。上司找茬劝退,我没有生气,因为这不过是公事,我们有各自的立场。但他对我如此质问,其实就是一种霸凌了。我很生气,怒火烧在嗓子里,但还是尽量清楚地说:“我不会辞职。如果公司要我走,那就要给补偿。”

  上司愣了几秒,然后才开始翻来覆去地恐吓我,但又担心说多错多,所以很快就变成了翻来覆去的复读机:

  “你自己走,不然就炒你。”

  “辞职比辞退的离职证明好看。”

  简而言之,就是公司想开除我很容易,我最好识相自行离开。但对我来说,基于此前的咨询和多方了解,面对这样的情况,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只要我不被他激怒,不说自己要辞职,他就拿我没办法,只能悻悻地让我继续上班。

  忽然从工位消失了大半个小时,只有被约谈这一种可能。已经闲得发慌的同事们都兴奋了起来。“先过寒冬!”我刚一出来,就有同事凑上来劝我。他们说,我没必要给自己找不痛快,因为我坐在工位上,就是给上司最大的不痛快,“现在这个时间,工作不好找。就算你找到新的工作,现在入职也没有年终奖。”

  同事们还想和我说什么,但下班时间到了,我连忙收拾东西往家里赶。就在谈话的这段时候,我已经收到妈妈好几条信息:她的腰又开始痛了。上司刚刚才和我撕破脸,我不好意思向他请假,只好拜托一位长辈到家里,现在我该去换班了。

  刚推开家门,就听见妈妈骂我:“你不知道我有多痛!我都说了,没办法就做手术,切了就完事了,你非要我试试针灸,结果你还不上心——叫你预约到医生就带我去,这都多少天了!”

  我一直把妈妈放在心上,但我的生活不只有妈妈,我要上班,要联系医生的时间,还要做家务……可到头来,我还是只能心平气和地对她说:“医生已经预约好了,星期六就去。你要是很痛,我们现在可以先去急诊。”

  “等到星期六,我都要痛死了。”

  “那就明天。明天医生也在,我请假,一早带你去。”

  好不容易等妈妈的情绪稳定了一些,我才试着对她说:“妈妈,我知道你很痛,但你不能老冲我发脾气。我已经很累了,你这样做,我只会更累。要是累坏了我,谁和你一起去看医生?”

  长辈连忙对我打眼色,但我还是继续说:“你是我妈妈,不管你怎样对我,我都会爱你、照顾你,这是我该做的。但你冲我发脾气的时候,我会觉得很伤心,这样不好——你嘴里骂的,根本不是你心里想的。”

  我们是朝夕相对的母女,但我们很少有机会互诉衷肠,因为没时间,她忙我也忙,心里有话也只能靠猜。这是我第一次对妈妈说“爱”,她似乎很惊讶,半天没吭声。我也觉得很惊讶,为她的惊讶而惊讶。

  临睡前,我思前想后,还是硬着头皮给领导请了假,他倒也准了。

  6

  第二天一大早,我找了一张轮椅,又叫了一辆车,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妈妈送到医院。进去的时候,妈妈的表情很紧张,但出来的时候,她甚至和医生开了两句玩笑,所以我问她,“好些了?”

  “好一些。”

  等医生回诊室以后,妈妈悄悄地问我:“做一次治疗多少钱?”这种地方当然不便宜,医保也不能报销,但我没有回应问题,推着妈妈就出门了。好医生是疗效的关键,我愿意因此多花钱,只要妈妈少受罪就行了。

  但妈妈还在追问,我只好说:“不痛要紧,其他的你就别管了。”

  “怎么不管?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不是我给钱?”

  “那就我给。”虽然手头很紧,但是这钱,还得花。

  我们又沉默了。在等车的间隙,妈妈忽然念了一串数字,我不明所以。“自己的生日也记不住吗?这是我的银行卡密码,你要付账的时候,就拿我的银行卡去。你妈还不要你养,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不喜欢的工作就别做,反正钱那么少。”

  说完,妈妈打量了我一眼,又说我太懒,发型都不弄,还天天穿长裤格子衫,“你是年轻女孩子,该打扮一下自己——没有男孩子想在垃圾堆里找女朋友。”妈妈继续教训我,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教训过我了。

  “妈妈离婚了,不觉得自己幸福,但妈妈很希望你得到幸福。去恋爱,去尝试,不要像个老婆子一样。”

  我觉得有些难为情。我已经是二十几岁的人,眼圈一红就站在路边哭,显得自己的情绪一点都不稳定。为了转移视线,我只好问了妈妈一个很不识相的问题:“你每张卡都是同一个密码吗?”

  “神经病,当然不一样啊。”妈妈不客气地翻了个白眼。

  我觉得不习惯,忽然感受到的温情让我觉得不习惯。我觉得自己晕乎乎的,像一颗被体温融化的巧克力。我拼命地想找些话来说,只好问了另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你还没告诉我银行卡放在哪。”

  “这是这种氛围该问的问题吗?怪不得你没有男朋友!”这是妈妈给我的第二个白眼。

  这是鸡飞狗跳的两个多月以来,我觉得最轻松的一天。

  隔天,HR如约来找我,开门第一句,他问我:“你是要辞职吗?”

  “不是辞职,是辞退。”我耐心地纠正了HR的说法,妈妈的那句“不喜欢的工作就别做”让我也更有底气了。在这种寒冬时刻,创业公司只会欢迎员工“辞职”。

  第一句话就对不上,HR和我的表情都变得凝重,但我不想为难任何人。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也曾对这里有过很高的期望,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好聚好散,“搞到劳动仲裁的话,我也不想。”

  HR松了一口气,“那我们好好谈谈。”

  和HR谈离职,而不是和上司谈,是员工处理劳动关系的策略,这是当HR的同学此前给我的提醒。他说,和员工谈离职,本来就是HR的职责。经理才不担心劳动仲裁带来的影响,但HR就不一样了,HR最怕自己掉到劳动仲裁的泥淖里。赢了还好说,输了的话,在HR这一行就不好混了。

  而且,和HR谈也是一种缓冲,比直接和上司谈舒服多了。

  果然,公司的HR最终还是帮我完满地解决了这件事。很快,我便办完了离职手续。

  尾声

  经过治疗以后,妈妈的病情稳定了很多,不再喊痛了。

  我在朋友的推荐下,找到一份新工作。

  当然,这一切对我来说,仅仅是另一个开始,还远不是“快乐结局”:花呗、信用卡该还了,我也要在一个新行业、新岗位上重新开始了。

  我知道,寒冬或许会过去,但困难也会层出不穷。前路漫漫,坚持向前走,似乎就是我唯一的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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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我的妈妈》剧照

  编辑:唐糖

  题图:《离巢》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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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夏语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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