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柏然:不爱照镜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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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柏然以选秀冠军出道,人气却给他带来了不安全感,他认为那是“守不住的”。他花10年时间转型为演员,并锻造了一种对于情绪的“恐怖的消化系统”:不再有什么事情能刺痛他,也很难有记忆深刻的瞬间。这种钝感偶尔使他怅然若失。30岁这年,他迎来了一个重要角色,第一次在片场表达与导演不同的意见,并尝试承认,他渴望拥抱柔软的情绪。

  尝试“说不”

  2016年的一个深夜,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的片场,饰演男一号的井柏然对经纪人说,“要是明天导演坚持那么拍,我要回去,请你给我订好机票。”

  他与导演娄烨因为一处剧情的设定产生了分歧。在娄烨的设想中,井柏然所饰演的警察要和宋佳饰演的嫌疑人有一场激情戏。井柏然觉得,这不符合警察的逻辑。

  拍这场戏的前一天晚上,在所有人收工赶着离开时,井柏然拽着导演开起小会。“我就把所有的为什么,我的理由全部跟他说了。”在听完娄烨对这场戏的诠释后,他依然无法认同。

  那天回到房间,他纠结得睡不着,一口气给5个朋友打了电话,得到的答案让他“整个人都不好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导演说的没问题啊。”只有同剧组的演员张颂文,站在井柏然这边,第二天,两人带着替代方案 A 和 B 去到片场,上演了一场“策反”。那场戏最终以井柏然设想的方式通过了。他感到意外,同时也感激。

  “如果没有张颂文老师,”井柏然说,“我仍然会坚持,我可能真的会飞回来。”

  这符合井柏然内在“十分倔”的个性,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却是一次反常的破例。在这之前,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在如何演戏这件事上拥有独立的想法。

  “以前导演说走到这里,好,走过来;导演说动一下,那就动一下。”井柏然挥舞起手臂,模仿从前他在片场的样子,“像木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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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8岁的井柏然参加了大型选秀节目《加油!好男儿》并成为冠军。但随后入行,他经历了漫长的自我怀疑与否定。

  签约华谊,井柏然开始逐渐认识苛刻的娱乐圈环境。跳舞没记住动作、舞台没表现好,“身边每个人都会和你说你不好,你不行”。他形容这种感觉像被“扔到海里”,几乎有些窒息。“其实你也是个有自尊心的人,你也知道自己不好。但是总希望可以有一个过程,而不是天天用这种声音把你逼到墙角里边,让你把衣服扒光,告诉你自己有多么不好。你总是觉得,可以给点儿希望吗?”

  选秀积累的热度在3年内就被消耗殆尽了。那段时间,井柏然被埋在密密麻麻的通告里,不停地坐飞机、大巴,“每天睁眼就是在路上”,从大城市到小县城最后到遥远的山村,而台下的欢呼声越来越少。

  “你心里知道,到头了。”井柏然说。更令人绝望的是一种被放弃的感觉。“他们不会批评你歌唱得差、戏演得差,因为你是个选秀出来的偶像嘛,他们对你就没有要求。”

  有段时间,朋友将井柏然的唱片放在车里循环地听,并称赞他唱得好。井柏然不为所动。“你说能听吧,还行。但我从来没觉得说,我努把劲儿,就没周杰伦什么事了,下一个张学友就是我了。这不是属于我的(道路)。”

  为了继续在演艺之路上走下去,井柏然选择转型做演员。经纪人曾无数次建议他:去演偶像剧吧,你这个年纪就该演偶像剧。看到同辈演员因偶像剧爆火,井柏然的内心不是没有触动,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一种真正踏实的、凭借实力吃饭的状态,他厌倦了靠人气获得存在感的方式,并认为那是“守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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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8年到2018年,井柏然一共参演了18部电影,前期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戏份不多的小角色。相比电影资源,偶像剧的男主对他来说更加唾手可得,但他“抵制住了诱惑”——“我想成为一名专业的演员。”

  没有科班背景、没有专业训练,井柏然清楚自己的演技勉强,只能用态度补足。10年下来,他在圈内被认为是最能吃苦的青年男演员之一。拍摄电影《失孤》时,右腿贴在摩托车排气管上烫伤;《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取景广州,盛夏的街巷里高温在40摄氏度左右徘徊,井柏然因不断奔跑而呕吐,跑了吐,吐完了再跑。

  《捉妖记》的投资人江志强、《盗墓笔记》的导演李仁港、《捉妖记2》的导演许诚毅,都曾在合作后将他推荐给其他的剧组,但这些也没能带给井柏然真正的自信。

  “这种不安或许会存在于每一个演员的心底。”演员白百何说。在与井柏然合作完《捉妖记》3年后,白百何受邀参加电影《后来的我们》首映礼,为其中井柏然的表演感到惊讶:“在这个电影里我看到他不同层次的递进。”私底下,她逗趣地和井柏然开玩笑:“我以前是和替身在演戏吗?”

  “他和我说过好几次,是《风中》这部戏救了他。”井柏然的助理晓航说。娄烨有自己独特的导演方式,从不告诉演员他想要什么。在一遍又一遍揣摩导演心思的同时,井柏然第一次完成了自己对角色的独立思考,并产生一种“对角色的占有感”。

  “导演有导演的认识,我一定是尊重的,而且那一定是我不懂的。”谈起这场对峙,井柏然的神情依然严肃。“但今天是我演这个角色,我必须保护它。”

  不照镜子的人

  何炅第一次见到井柏然是在《快乐大本营》的录制现场,那是2008年,井柏然19岁。“ 新人上快本一般两种:一种是特别蔫儿,紧张;另一种是假嗨,想要表现自己特别玩儿得转。他都不是,好像已经来过很多次了一样。”两人由此维持了十多年的友谊。

  作为朋友,井柏然不是特别热络的一方,来往也淡。“但你绝不敢在他面前提喜欢什么东西,”何炅忍不住笑出声,“他第二天就给你搬到家里去。”

  一次在井柏然的家中,何炅看上了他的茶几,“太好看了,我也要去买个一模一样的。”第二天,录制完《快乐大本营》回到家里,何炅惊了:那座茶几已经被运到自家的客厅。“他就先把他的茶几给我了,然后我就说这怎么行啊,然后就很开心地用到了现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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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柏然出道不久,没有大牌肯借衣服给他们。造型师阿宅与井柏然相识于微时。阿宅当时的老板、著名设计师周翔宇帮助了他们。在之后很多年里,井柏然一直记着这份恩情。

  “他特别懂事,每次来看我都会带好吃的给我。”阿宅回忆。最令她感动的,是有段时间因为家里变故,阿宅辞了工作回到老家,正在心情低落时,她收到了来自井柏然的私信:“姐,你一定得回北京,钱不够和我说,我有。”

  与对他人的慷慨不同,井柏然不轻易接受他人的馈赠。

  一次,何炅想要回赠井柏然一个礼物,一个暗金色的啤酒起子。“我就想,也不贵,他(应该)不会拒绝。之后他来我们家吃饭,我就送给他,他特别高兴,说哎呀,我太喜欢这个了,然后走的时候他并没有拿走(笑)。”

  即使在演艺生涯的低潮期,井柏然也没有在何炅面前表达过失落或困惑。“他非常克制,可能觉得一跟我抱怨或者跟我说什么(困难),(就意味着)需要我帮他铺路或者什么的,他非常小心这一点。”

  在井柏然的讲述中,他谨慎、独立的性格与童年的一些经历有关。井柏然出生后不久,母亲就离开了家。自小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他声称“不觉得自己缺了什么”,但还是有“不少委屈”——“因为妈妈不在身边,谁心情不好都能给你点儿脸色看。”

  他羡慕堂哥的床底下全是玩具,而他没有。不像其他孩子有各式的零食,他常吃的水果只有东北柿子和鸡蛋大小的苹果。为了提出买一根冰棍的请求,他需要帮奶奶烧水、扫地、搬煤……这些属于孩子的艰辛,井柏然很早就说服自己放下了。他更愿意强调爷爷奶奶的爱和无拘无束的自由。但一经追问,那些记忆深处的触动还是能够浮现出来。

  因为父亲没有工作,奶奶靠接工厂的零活补贴家用,做一个搓澡巾赚两毛钱——在很小的时候,井柏然就在日记里写下,“一定要赚钱照顾爷爷奶奶”,并画上了重点符号。

  每当需要学费或是零花钱时,井柏然都会感到为难:“我很怕张嘴,奶奶一个月几百块钱(收入),我不知道这个钱该谁来替我出。”一次,在从亲戚家回奶奶家的路上,他弄丢了用来买车票的一块钱,为此号啕大哭。

  此刻,坐在对面的井柏然已经完成了许多曾经看来遥不可及的人生小目标:为奶奶和妈妈在老家买了房,也独自在北京安了家,享受着一个人的自由与孤独。

井柏然:不愛照鏡子的人

  其实10年内并非什么都没发生。在成为新人的岁月里,井柏然曾遭到数不清的否定与质疑。

  采访中,井柏然用淡然的语气将一些不甚愉快的经历一语带过。“一些事情在我心里发生过,它不是没有痕迹,但我每天都去照这个镜子,难免就会失望,我不想活在失望里。”他说,“有很多故事需要自己把它藏起来。”

  而那些帮助过他的人,都成为了他在内心默默感恩的对象。他提起电影《失孤》,拍摄时,剧组在农村取景,刘德华对他多有照顾。他因拍戏而烫伤腿时,刘德华曾心疼地对旁人说,“就凭这样的精神,这孩子不红谁红啊。”在此后的很多次采访中,井柏然一再地感谢刘德华对他的帮助。

  现在,他试图把这种温暖传递下去。在录制综艺《演员的品格》时,一个女学员的表现糟糕,就在所有人都表达了批评性意见后,井柏然做了一个令主持人何炅惊讶的举动:“他非常暖心地对那个女生说,‘小妹妹,我来抱抱你吧。’”

  “这个时代竞争激烈,作为艺人来讲不太能够很简单地去面对所有的人和事,还是得有点儿戒备心。你要说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一点儿心灵的感受是不可能的。” 何炅发现,井柏然在录制这档综艺时投入了比工作更多的感情,“这个节目就像一面镜子,当那些和他一样有着单纯、炽热的心的弟弟妹妹们出现的时候,就被迫在他面前放了一面镜子。”

  尽管井柏然是那种“不爱照镜子的人”,何炅说,“但他还是会有所流露。”

  遗憾的、治愈的、美好的

  井柏然30岁的生日马上就要到来了。被问到18岁的生日是如何度过的,他陷入了良久的沉默。

  “好想记起来,18岁,多珍贵的生日,多珍贵的数字。”他皱着眉头,单手托着下巴,在一段吃力地思考后,仍然没能记起。

  那一年,他成为选秀冠军,万众瞩目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恋情。因为经纪公司有明文规定,艺人不准恋爱。最后在公司的干预下,井柏然不得不与当时的女友分手。

  “简单来说,就是在事业和爱情上(选择了事业)。”说这话时,井柏然一直用袖子捂着半张脸,他的眼神飘忽,露出一种自责。“这是我一段非常自私的感情史。”

  后来在拍摄电影《后来的我们》时,井柏然感到自己弥补了某种遗憾。曾经的他无法为爱情付出所有,今天的他依然不能,但总算在林见清的角色里体验了一回,满足了“曾经对爱情的一份憧憬”。

  井柏然觉得,这是成为演员的一种馈赠。拍完电影《失孤》,他为剧本里那种父子情所动容,对父子情有了新的感悟,“以前觉得他(父亲)很遥远,关系比较疏离,现在慢慢地从心中走近他,了解他了。”

  角色不仅能打开心里的某种情感缺口,有时甚至是一种疗愈。《后来的我们》拍摄时,正值奶奶病危。在拍摄其中一场戏时,井柏然演崩了,痛哭到无法停止。那场戏讲述主角历经沧桑后回到家,但亲人已经不在了。那一刻,他感到强烈的共情。“我想到奶奶如果走了,我就真的是一个人了。”

  小时候,曾有大人打趣逗他,如果奶奶有一天不在了,你会怎么办?井柏然答得很认真,“奶奶没了我就自杀”。他记得,姑姑当时就哭了。

  在井柏然拍摄《后来的我们》最后一场杀青戏时,奶奶还是走了。那天,他从莫尔道嘎坐车回大连,再飞到沈阳,落地已是次日下午。来机场接他的亲人告诉他,老人已经去了。同行的助理告诉我,“他找了个角落蹲在那里哭”。

  现在,井柏然认为没什么事再能刺痛他了。他在家里看得见的地方都摆上了奶奶的照片,感到很踏实。“奶奶用另一种方式在陪伴我。”他时常会梦到小时候的夏天,在老家的凉亭里,他躺在奶奶的腿上睡着了。那是他真正作为一个孩子的惬意,也是关于幸福最深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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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岁之前,有许多被井柏然称之为“记忆情绪”的东西。当他看见阳光,就会想到奶奶在晾晒衣服的画面,嗅到洗衣粉的味道;有时是一种声音,会让他想起幼时的自己躺在平房的床上,听着天气预报的前奏音乐醒过来……但近10年,他感到体内仿佛有一种恐怖的消化系统,“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忆”。

  成人世界里的人情复杂,演艺圈尤甚。在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中,井柏然对外界保持一种淡然的态度,这是某种形式的自我保护,“就是守住自己的那一束阳光就好了。你不要去期待更多的阳光,(假如)你对所有的事情都有那么样的一个期待,总是会失望的吧?”

  “会吧,你也会吧?”他问。得到肯定后,他补充道,“保护自己不是把自己裹起来,而是让自己尽量不去受伤而已。”

  但他最近却感到一种“久违的美好”。新电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即将上映了,井柏然发现《演员的品格》全员群里59个学生都在朋友圈转发他的动态。他在大悦城的广告海报被那些孩子们称为“品格角”,隔三岔五就有学员跑去打卡,他们拍下合影后发在群里,然后亲切地呼唤他为“学长”。尽管这档综艺已经录制结束1个月了。

  “很纯真,很美好。”谈到这些学员时,井柏然的语气变得更柔软了一些,他讲了一些学员之间的故事,能够听出带有浓浓的向往与感慨。问他是否还能回到这种状态,他几乎是立刻回答,“可以啊。”

  “因为我内心是相信的呀。”他顿了顿,似乎是思考了一下,然后郑重地说道,“我内心对于这种情感是渴望的。”

  本文刊载于《智族 GQ》2019年4月刊

  摄影:于聪 Yu Cong 创意总监:Vicson Guevara

  时装总监: Anson Chen 编辑:李典

  文字监制:靳锦 采访、撰文:卫诗婕

  美术总监:区杨 妆发:张哲纶 ONTIME

  时装助理:孙艺菁、李尚喜 统筹:陈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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