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年无休的临时工,他一干就是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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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稿

  在大多数时间,工作都与我们的生存直接相关。无论我们是在主动寻找一个谋生的饭碗、不断追求自己钟爱的事业,还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甚至消极逃避,它都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为了更好的生活,几代中国人都在不断适应着时代的变化,不曾停歇,也不能停歇。工作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不同代际、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性格的个体多元多样的三观。

  这一次,我们希望能请大家一起,记录下自己以及身边的人与工作有关的故事。记录下我们的父辈们曾经所为之奋斗的,也记录下我们自己所困惑、怅惘与坚持的一切。

  记录下自己,就是记录下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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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寻业中国 Work in China”连载第19篇。

全年無休的臨時工,他一干就是20年全年無休的臨時工,他一干就是20年

  2006年的初秋,我第一天到新城支行报到,郝师傅带着鸭舌帽,上身穿一件黑色旧夹克,下面穿布鞋的脚正踩着一条胶皮水管,冲洗着大门口的石狮子。我走上台阶时,他冲我点头微笑。

  那年我24岁,刚出大学校门。郝师傅41岁,已经在新城支行工作了6年,老员工们还都叫他小郝。

  后来我才知道,郝师傅有电工操作证,当初是作为专业电工招进来的,刚开始工作挺轻松,后来行里的“万能工”辞了职,一时招不上人,领导就让郝师傅先顶替几天。于是,暖气漏水、下水道堵塞,不管哪里出的大小毛病,郝师傅总能手到“病”除。行里索性没再雇人,郝师傅身上就又加了一个兼职万能工的头衔。

  那时候,支行营业网点的柜员在公休日都是“上二休一”,以保证全年营业。偌大的本部大楼加下辖的九家分理处,只要开门,各种物件难免不出故障,万能工就得随时待命,所以郝师傅“顺理成章”地成了全行上下180多名员工中唯一没有休息日的人。

  要说人工作一辈子,没有一天休息日,真是件挺可怕的事儿,但郝师傅却能够忍耐。郝师傅的老婆一直没有固定工作,家中有个还在读书的孩子,当时我猜测,或许于他而言,付出这般辛苦,换得银行稳定、丰厚的收入,应该是值得的吧。

  然而,后来我才知道事情并没这么简单。

  1

  工作前几年,我和郝师傅接触并不多,他给我的印象只是亲切和善、见人先笑、干活麻利,还有就是闲暇时爱喝上两盅。等2011年4月我调回支行任办公室副主任后,才渐渐熟悉起来。

  第一天上班,郝师傅恰巧提着电钻从我办公室门口走过。“我去给大行长修一下柜门,电话簿里办公室那栏最后一个就是我,有事儿吱声。”他自来熟地对我说。

  我敷衍地点点头,心想:“我一个秘书,哪有什么事能用到他?”

  但事实证明郝师傅,比那时的我更了解这个岗位。此前,我习惯了网点千篇一律的工作节奏,以为机关办公室工作相对清闲,没想到,这活儿就像从地里钻出来似的,一个比一个来得琐碎、紧迫,弄得我一时手忙脚乱——五楼坐着的三位行长,但凡电脑开不了机、抽屉掉了底、空调不出冷风……第一时间就是喊秘书,可我去了也无法解决,不得不开启“使唤”郝师傅的模式。

  每次,郝师傅总会在三五分钟之内就到场解围,有时候一天能“折腾”他好几趟。时间一长,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就找了个机会想委婉地向他解释解释。

  “你是办公室领导啊,指示我干活是正常的啊!别见外,有事儿就喊我。”郝师傅反倒大大咧咧地说。

  2012年元旦前夕,时任新城支行一把手的宋行长让我买了一大叠明信片。

  “小张啊,明年是龙年,你帮我上网找找有关龙的吉利话,我好给领导们写明信片。”他吩咐我。

  宋行长酷爱书法,毛笔字练了几十年,看来是要借此联络一下领导之间的感情,顺便显摆一下自己的书法功底啊。

  我把搜集打印出的材料交给宋行长,他关起门来写了整整一个下午。下班时路过我办公室,直接将写好了的明信片交给了我,我随手放在文件柜里,准备第二天就去邮寄。

  谁知,第二天市行监察室来行里进行党风廉政建设考核,我忙了一整天迎检。随后的几天又心急火燎地埋头给三位行长撰写述职材料,寄明信片的事儿早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元旦假期后上班第二天,我和郝师傅在宋行长屋里帮他修电脑,他随口问道:“小张啊,刚才省行潘处长和我通话,我问了一句明信片的事儿,他咋说还没收到呐,同城邮寄这么慢吗?”

  我立即像是挨了一记铁锤,脑袋里“轰”的一声:“呃……宋行,那个……我那几天有点忙,忘了寄了……”

  宋行长明显愣住了,几秒钟之后猛地一拍桌子:“我让你办的事儿都能忘!你还能不能干点事了?我花那么大精力写的,这年都过完了,你说怎么补救?”

  我呆呆地站着,无言以对。

  “堂堂新城支行办公室副主任就这素质啊!能干就干,不能干就走!下面的分理处随便你挑!”宋行长动了真火,点烟的手直哆嗦。

  领导勃然大怒一点不过分,我这办公室的差事,明面上是分管很多条线,但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把行长伺候舒服了。一把手交代的事都能忘了,确实有点不称职。

  我低着头站着,宋行长气得抽着闷烟,正在修电脑的郝师傅继续忙着,假装什么都没听见,场面十分尴尬。过了好一会儿,我默默地退出行长办公室,回到自己屋瘫坐在椅子里,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

  “行长既然开了口要下放我,可能是气话,也说不定真会这么干,我还是琢磨琢磨后路,去哪个网点吧……”我丧气地想。

  不料想到过了一会儿,宋行长竟然破天荒地推开门进了我的办公室。

  “还生气呐?”他像孩子变脸一般笑吟吟地说,“刚才小郝都和我说了,好几天之前你就把东西安排给他了,他一忙乎给忘了。”

  我一时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挺有意思啊,要不是刚好他在我屋里,我还真让你‘李代桃僵’给忽悠了呢。其实这也不算啥大事,我这人脾气酸性,火气来得快消得也快,别生气了啊!再说我批评你也正常,郝师傅是你们办公室的兵,工作出了问题你不得负领导责任啊?”

  我这才寻思明白,原来是郝师傅替我背了黑锅,揽下了责任了啊。

  “领导批评得对,应该是我负主要责任。”我见宋行长已经认定了结果,藏了私心,没再挑破说。

  “没看出来,你这小子还挺仗义!”宋行长笑呵呵地背着手出了门去。

  行长刚回自己的办公室,郝师傅就闪进门来:“东西在哪儿呢?快给我!”

  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郝哥,这倒霉事儿你咋能往自己身上揽呢?”

  “唉,我知道你这岗位不容易,天天面对仨行长,忙得脚打后脑勺,一个疏忽就落不下好!”

  “那你这么说,行长咋看你啊?”

  “正因为是我才没事呢!他那么大一个行长能和我一个临时工计较?你就不同了,中层干部年轻有为,刚来还是尽量给领导留下点好印象才是。”郝师傅将那一大叠信封揣进怀里,“往邮筒里一丢就完事,以后这种活儿你就给我打电话,我去干就行!”

  我一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而且,这事后续也果然如郝师傅所料,宋行长是“将军额头跑得马,宰相肚里能撑船”,非但没有怪罪我,也没有怪罪他,反而好几次开行务会议时把这事拿出来当正面例子,说我和郝师傅做人做事有“担当”。我竟也因祸得了福。

  也是从那时起,我才知道郝师傅竟然是“临时工”。

  2

  这些年,银行员工的编制一直都分三六九等:干部编(后改为长期合同制)、工人编、代办员、临时工(后改为劳务派遣工,一般是厨师、卫生员、万能工、司机、保安等)。其中干部编最牛,合同到期了去人事科签个名就算自动续约,基本上就算是“铁饭碗”;工人编和代办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特殊产物,工资待遇和干部编差不多,但晋升空间有限;临时工就差得更远了,非但无法转正,各种薪酬福利也要比合同制员工少得多。

  “挣钱少并不是临时工们最担忧的事情,他们最怕的还是失业。”有次,人事主管还专门提点了我几句,“你看看,这么多年来,正式工之间、临时工之间打架的事多如牛毛,可从未听说过正式工和临时工之间发生剧烈冲突吧?日常工作中,虽然表面上没人公开瞧不起临时工,但临时工们总还是小心翼翼的,这工作真是朝不保夕。”

  好在那几年,办公室秦主任对郝师傅一直很不错。当时办公室还承担着网点选址和ATM机布放的工作,能挣点绩效工资。秦主任总会拿出一半来全员平分,另一半作为部门的活动经费,或是偶尔一起聚个餐,或是赶节假日去附近的景点玩一圈。

  全年无休的郝师傅跟着我们去旅游是不可能的,但每次聚餐,秦主任都会坚决拉他一起,而且不准他自掏腰包——那大概是郝师傅最受尊敬的时刻了,即便 “百折不挠”地挑餐桌的最末位坐下,也总会被秦主任的“按岁数排座次”的说法拎起来。

  然后秦主任就会对服务员喊:“先来三箱啤酒,一个二两半白的!”每一次,郝师傅接过属于自己的小酒瓶时,都会露出感动的微笑,拧开瓶盖小心翼翼地将酒杯倒得“浮溜儿浮溜儿”的。

  按套路,作为一把手的秦主任要“打硬圈”(按次序敬每一个人)——其实就是借机夸赞手下的兵,肯定一下大家的工作成绩。如果在日常工作中有什么摩擦的话,小尺度地点一点,解开心里的疙瘩,有利于团结。

  每次在这个过程中,郝师傅从不主动开口讲话,也不主动端杯,别人说什么他都会点头微笑。轮到敬他时,秦主任便会不吝溢美之词:“新城支行最离不开的就是郝哥你啊!你说这行长不在,副行长盯着,我不在,张林副主任能顶两天,唯独郝哥你不在,这技术上的活儿谁顶啊!就只能先撂下等你回来,所以说你才是新城支行最不可或缺的人才!”

  等秦主任说完,桌上的人要么附和着点头称是,要么表示同意地哈哈大笑。

  “谢谢主任!”郝师傅怎么会不清楚这是秦主任特意捧着他唠,他的那些脏活累活,让养尊处优、各扫门前雪的机关员工干,不是“掉价”吗?但郝师傅还是会站起身来庄重地双手持杯,然后一口干掉大半盅白酒。

  郝师傅虽然爱喝,其实酒量一般,一盅白酒喝完之后,再来一瓶啤酒算是刚刚好,正在兴头上,才不再那么拘谨。偶尔,他也会打开话匣子和大家闲扯上几句,或者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但如果再多两三瓶啤酒,就到了极限了,像是生怕自己大醉多语会惹出什么不愉快来,别人怎么劝也不多喝一口了。

  3

  秦主任说的话虽然有点笼络人心的味道,但我却发自内心觉得,支行很多员工的工作贡献度真是不如郝师傅。

  就拿我自己来说,当办公室副主任分管文秘6年,伺候过三任行长,最大的活儿是给行长写稿子,看起来算是“高大上”的工作。当然,这活儿也不轻松:例如“年初工作会议讲话”这样的大稿件,就要先要揣摩“上意”,分成不同条线下达各部门,再将他们的报告“缝”在一起,穿插进领导在大小会议上的“重要指示”,至少需要专心致志写上两天,搞不好还要熬上一个通宵。

  然而这样一篇十几页的讲稿,行长开会时通常是不会读的。

  “张副主任的稿子写得很好,你们会后把讲稿学习一下,我就简单说以下5点吧……”但凡有点水平的领导都会如是说。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会议结束后,那十几页纸就会被丢到垃圾桶里,我的活儿也大体就都是些“无用功”。

  郝师傅正好与我相反,干得都是要紧的活儿:新城支行下辖网点众多,报障电话直接打到他的手机上,有时候他一天要跑几个来回。网点停电,他用发电机发电维持营业;水管崩裂,他穿着过膝盖的皮靴子,冒着触电的风险进去抢修;厕所堵了,扛着绞鞭通下水道,搞得浑身上下全是污秽……更让人好气又好笑的是,有时候网点打电话说电路故障无法营业,等郝师傅背着20多斤的全套工具箱十万火急地跑去,却发现原来是插排的开关忘了开了。

  虽然跑网点辛苦,但看得出郝师傅还是挺乐意去的——为网点排忧解难也是他的“高光时刻”了。一般维修工作完成赶上饭点,有的网点主任会请他下馆子,有的会特意在厨房备几瓶酒,为得就是郝师傅干完活招待他在网点吃饭也能喝上一顿。

  而从“背锅事件”起,我也拿郝师傅当哥们儿一般。偶尔碰上“太阳从西边出来”他没活儿的时候,我也会拎着一壶茶去他那儿唠一唠。

  支行三楼的配电室就算是郝师傅的“办公室”,一张门板和砖头搭起来的“床”就在噪音很大的配电柜旁边,破旧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台淘汰下来的电脑,旁边是别人送给他的一个排球大小的鱼缸,里面养着两只小龟。

  我早就对郝师傅靠一辆自行车“打天下”的事十分担忧,闲扯了一阵子行里的八卦,就借机说点自己的想法:“郝哥呀,你这天天骑自行来回跑不累吗?”

  “咋不累呢?有啥办法?也得坚持干啊。”

  “别的临时工都能休息,你一天不休,身体出毛病可咋整?”

  “没事,我身体棒着呢!”他苦笑了一下又说,“你还是年轻啊,等到我这个岁数就不会叫苦了,就学会习惯喽。”

  “这夏天还好说,大冬天的冰天雪地多危险。”

  “坐公交车还得等,有那功夫我骑自行车都到地方了。再说我这是响应政府号召,低碳出行嘛……”郝师傅挠着脑袋憨憨地笑着说。

  后来我琢磨了一下,郝师傅一天就算只跑两家分理处,坐公交车也得花好几块钱,恐怕这才是真正的原因。我跟秦主任反应了一下,他倒也没含糊,马上给郝师傅发了一张公交卡,办公室按月充值。可郝师傅转头就把卡给了他上学的女儿用,自己仍旧骑着破自行车终日奔波。

  如此一晃,就又是好几年。

  4

  2014年9月办公室秦主任调离新城支行,接替他的吴主任却和他完全不同。吴主任丝毫不掩饰自己瞧不起临时工的态度,郝师傅的日子也开始渐渐不好过了。

  吴主任刚上任不久,支行为了迎接省行领导对党建活动室的检查,行领导决定将原来设在四楼的会议室挪到五楼去,以便让党建活动区看起来功能齐全、整齐划一。原会议室里有一张长8米、宽2米的组装桌子,需要拆散,搬到五楼重新组装,工作量没有三四个小时是下不来的。历来这样的活儿都是郝师傅负责拆,雇佣力工来搬运。

  我向吴主任说明了情况,没想到吴主任说:“雇什么人啊?让小郝晚上加个班不就干了吗?”

  “郝师傅虽然干活有一套,但毕竟不是力工出身呐。”这话我心里想着,却没敢说出口。我提了个折中的建议:“主任,咱行雇力工一般给200块,我看工作量挺大的,一个人加班恐怕得干到凌晨,不如给郝师傅200块钱,我也好给他提这个额外的要求。”

  吴主任却“语重心长”地说:“花那冤枉钱干啥?小张啊,这两年和以前不同了,临时工都归到劳务派遣公司了,咱银行是金主,每年给他们拨老钱了,临时工用得不顺心想换就换。小郝他就是干这个活儿的,你就跟他说是我让他加班的。”

全年無休的臨時工,他一干就是20年

  顶头上司的话说到这份儿上,我没法不听,只好硬着头皮一五一十向郝师傅转述了。

  郝师傅也是个有脾气的人:“我现在就开始干,8小时工作制之内我啥都能干!”他有点赌起气来。

  拆解桌子的工作比估计的还要繁琐,我在一边想搭把手,却被郝师傅坚决拒绝。他一点没偷懒,花了2个小时才将拆了不到一半,时间已经到了下午5点。

  郝师傅也没难为我,收起工具就找到吴主任说:“领导,到点儿了,我下班了。”

  吴主任愣住了。第二天上午省行领导就要来检查,“一宿不睡觉也得干完”是行长的死命令啊!可是确实到了下班时间,郝师傅是占理的。吴主任踌躇再三,终于打电话花200元雇佣来两个力工,郝师傅见领导让步处理,也就退了一步。一边指挥两个力工,一边搭把手,三人配合,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工作。

  这事儿的结果虽然也还好,没坏了迎检的大事,但被临时工伤了面子,吴主任竟耿耿于怀起来。没过一个礼拜,他就召集保卫条线开会,大意就是让我们调查一下,支行大楼里一些桌椅板凳莫名其妙就不见了的原因。

  我心里很清楚,这是典型的秋后算账啊——

  行里食堂厨师将一些剩下的饭菜打包回家;卫生员收科室看过的报纸和纸箱子卖废品;司机多报销点油钱和过桥费这些现象,都是正常存在的。郝师傅也会将一些废弃的东西收在地下室,攒上一阵子卖点小钱。财务管理规定5000元以上才算是固定资产造册登记,这些不值钱的破烂本就是要扔的,对此领导历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这毕竟是一条“小辫子”,这回吴主任占理,他就紧紧揪住不放,开始掂量起换掉郝师傅的事来。我当即表示了反对:“郝师傅在咱们行干了这么多年,对全辖都很熟悉,换一个新人就算能够处理好本部的工作,恐怕熟悉这么多家分理处也要很长一段时间,就怕这期间万一‘掉了链子’,惹行长发火咱们都不好担待啊。”

  我从工作角度切入,又预先留了个台阶,吴主任掂量了一下,就没再提这茬。过了大半年太平无事,我真以为吴主任“大人不记小人过”了。

  5

  2015年12月31日,照例是银行年终决算的日子。对于银行从业者来说,每年的这一天都相当于一个大节日——会计条线要处理账务直到午夜,支行食堂也会摆上四五桌子酒菜招待本部员工。

  这天,郝师傅竟一反常态地在饭桌上就喝醉了,饭局结束后,他还得给每个科室发水果,最后一个发到我的办公室。“郝哥喝口茶,解解酒。”我顺手给他倒了一杯茶,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向我倒起苦水来。

  “张主任,你说秦主任在的时候,每年年终都给我个500块的红包,这个如今咱也不奢望了。就说说咱支行的福利吧,以前端午节发粽子、中秋发月饼、新年发大米和豆油,都让我挨个给人家送到屋里,好在也带我一份儿。现在可好,我一个临时工没了也就没了,可还是让我给全行员工发,这不是故意气我吗?”

  他要不说我真不知道还有这事,设身处地一想确实有些替他窝火。

  “把送货商的电话给我!”红包的事我没有权利解决,搞点实物还是有的。郝师傅心里打鼓,但还是犹犹豫豫地找出了电话号码,将自己的手机递给了我。

  “你好,我是新城支行办公室副主任兼行长秘书张林。” 我抄起办公室电话就拨了过去,“我们行定的大米和豆油能不能多给我一份。”

  “呃……我们都按人头给的呀。”对方还有点懵。

  “我就是想多要一份,你就说行不行吧?为难的话我再想别的办法。”

  “好好,没问题张主任,明天就安排人送。”那边回过劲儿来,马上转成乐呵呵地语气说道。

  我撂下电话对郝师傅说:“大大方方往回拿就行,就说帮着办公室张林送家去!”

  “哎呀,为我一个临时工,犯不上,不值得……”他连连摆手说。

  “郝哥啊,不说这是你应该得的,咱就是争这口气!大家都是两个肩膀顶一个脑袋,凭啥你比别人矮半头啊?”我愤愤不平。

  这些腌臜事儿多了,我心里实在觉得,是不是郝师傅在行里工作的年头太多了,被蒙蔽了双眼。

  这几年,体力劳动和技术工酬金的市场行情节节攀升,一个给银行网点安装牌匾的工人一天能赚上三四百元,这些工作对郝师傅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手到擒来。

  可我毕竟是为新城支行工作,明面上不能干胳膊肘往外拐的事情,只能假装不经意和郝师傅说一说。

  “郝哥,有句话在我心里绕了挺长时间,不知道该不该问。”一天,我实在忍不住。

  “你说,你说。”

  “按理来说你当纯电工也能一个月赚个2000多,和咱行给得差不多,为啥一直甘心这么受累呢?”

  郝师傅乐了:“我进咱行是当专职电工的,后来逐渐往我身上加活儿,起初我心里也不平衡,也想过不干。咱可是有证的电工,换一家工作不难,难的是同样进银行。”

  “银行咋了?在哪里不都是开一样的工资吗?”我有点纳闷。

  “钱是一样,但在银行说出去有面儿啊!”郝师傅说,“我姑娘还小的时候不懂啥是临时工、啥是正式工,和同学说他爸在国有银行上班可得意了,这给我提了个醒。现在她都上大学了,眼瞅奔着嫁人去了,以后相个亲什么的,讲他爸在银行上班不是能长点面子嘛。”

  “……你说我这不能算是骗人吧?”他见我沉默不语,又问。

  “当然不算。”我赶紧接茬。

  “再就是咱行大多数同事对我挺好的,我也不是能闲住的人。只要不欺负我,多干点、少干点没啥,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也就坚持下来了。”他说。

  “我就是看你干这么多活,挣这么少钱,替你觉得有点不平衡……”我说。

  郝师傅想了想说:“不瞒你说,我家里那条件,行里开那点工资怎么够用啊,这两年我下班后给别人值夜班看停车场,每晚100块,日结。晚上还能整点小酒,挺不错的了。”

  “那岂不是全年24小时连轴转了!身体不得熬完了?”

  郝师傅用手轻轻扶在我的背上,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语气对我说:“老弟呀,不用替我担心,晚上车少了,我就睡觉了,再说咱的文化程度不高,挣得就是身体钱,累点正常。这不?我一个临时工不也照样把姑娘培养出来了?趁着还能动弹,多赚点供我姑娘上大学,为结婚攒点底子,完成任务以后我就不干了。”郝师傅咧开嘴乐了,眼角得意地挤出了褶子。

  6

  郝师傅的秘密我从来都没对别人透漏过,他打另外一份工的事让领导知道肯定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好在郝师傅白天干活依旧利索,如果不是他说起,真看不出来他晚上熬夜。但是2016年冬天,他引以为傲的“连续上班16年”的记录第一次被打破了。

  一天下班后,郝师傅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被一辆面包车撞得飞出去十多米,头上破了道大口子,缝了20多针,一侧腰部和后背都是血淋淋的擦伤,腿伤得最厉害,虽然没有骨折,却也伤了筋脉。可他只在医院待了3天,就一瘸一拐地拖着伤腿开始上班。

  “我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郝师傅像是讲别人的笑话似的,“多亏是冬天,穿得厚,自行车轱辘撞得变了形,吸收了冲击力,不然还指不定在医院躺多长时间呢!”

  “这么严重为啥不住院,工伤医保都有,多休息几天啊!”照我看来,简直完全无法理解。

  “工伤不是得进行鉴别认定嘛?我当时没往家的方向走,而是去上夜班,这一查不露馅了吗?咱行里天天有活,我再多几天不上班,物业(劳务派遣公司)就会派人来顶替我了。”郝师傅偷偷给我说。

  “那找到肇事者了吗?”我叹了一口气问。

  “嗐,大黑天的,上哪儿找去!再说当时我喝()了,现在我这胳膊腿儿不都没啥事嘛,不耽误干活,还找那麻烦干啥!”

  听了这话,我从心底替他感到难过,决定再利用“职权”照顾一下郝师傅,这一次,我准备从当年的省市行困难员工申报上做文章。

  省、市行工会每年11月份统计一次全辖困难员工,入选困难员工档案的人春节前能够获得数千至上万元不等的补助。申报难度则在于申报的名额有限。

  我仔细研究过文件,申报范围并不局限于在职的合同工——退休职工、劳务派遣工都可以申报。但傻子都清楚:这是一个积攒人脉的俏活儿,是卖人情给有今天没明天的临时工,还是给一个至少共处十几年、有竞聘投票权的正式工,谁还没有个掂量?

  但对于郝师傅,于公于私我没有不为他争的道理。

  我将郝师傅家里的状况以及被车撞伤还坚持工作的情况向时任支行一把手的郑行长反映了一下,他立刻表现出相当的同情:“小张啊,你真是给我提了醒啊,咱们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郝师傅为支行做了很多工作,家庭生活也比较拮据,确实应该报他,我同意你的建议。”

  可郑行长顿了顿,又继续说道:“还有就是前一阵子柜员徐浩上班给钱扎捆时被机器压伤了手指,本来应该休病假的,但网点缺柜员啊,我亲自打电话劝他坚持一下,员工带伤上班应该给予奖励,但行里实在找不出名目来,我看不如把他也放在困难员工名单里面,得点慰问金的话也算是平衡一下。”

  “那上报名单怎么排顺序呢?”我突然意识到这名单不是我能够私自做主的了。

  “把徐浩排在第3名吧。”郑行长说。

  “那郝师傅排在哪里呢?”我问。

  “把他往后挪一挪,你看行吗?”郑行长客客气气地说。

  “嗯……好。”面对大行长的“建议”,我可耻地退缩了,憋了半天也没鼓起勇气去挑战。

  上级行审核下面报的材料主要看排名,市行工会给的解释是排序代表着生活困难的程度,越靠后就代表着相对不那么困难。全辖20多家支行,上报的名额少说也得100多人,根据以往经验,出了前3名几乎是不可能评选上的。新城支行本来就有两位比较困难的员工,一位身患癌症、一位有精神分裂,我将郝师傅排在他们前面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只好把他挪到第4名的位置上。

  一个月后市行工会公示名单,郝师傅上报的顺序靠后,再加上上级行重视员工患重大疾病的材料,果然没能评上。

  还好这事我之前没和郝师傅说,也就谈不上让他失望了。只是,想来自己手里就这么点权利也没能帮上他,我既感到遗憾又有点愧疚。

  2017年,我平调到个人金融部门,和郝师傅工作上的配合少了很多。2018年初,我离开机关去下面分理处主持工作,和郝师傅的接触就更少了,只有赶上他来我负责的网点检修时,备上瓶有点档次的酒,或是哥俩出去撮一顿,聊上个把钟头。

  如此日复一日,虽然活干得不如以前顺心,但郝师傅依旧在新城支行坚持了近20年,对于一个临时工来说,这简直是个奇迹。

  唯一让他欣慰的是,女儿大学毕了业,结了婚怀了孕,按照郝师傅之前说的,他终于可以不用再那么拼命了。

  7

  2019年2月2日,大年二十八,我突然接到新城支行前同事发给我的一条微信:“你知道吗?郝哥出事了!”

  我连忙打电话过去,得到的消息让人心中一沉。当天上午10点多,张副行长要去拜访一位客户,打电话让郝师傅取几箱大米(营销礼品)放到车后背箱里。照理来说他再忙,行长的事儿也得先办,谁知张副行长坐在车里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见到郝师傅人影,打他手机也没人接听。

  领导心中纳闷,只好亲自跑到三楼仓库去看,被吓了一大跳——郝师傅脸朝下倒在库房地板上一动不动,张副行长赶紧打电话叫120,随车医生赶到后表示无法处理,将人送去了市医院。

  郑行长得知后,一方面让办公室通知了郝师傅家属,另一方面召集人事、财务、后勤条线人员开了碰头会,要求立即查清支行是否及时给劳务派遣工缴纳了各种保险。

  郝师傅20年来第一次不用春节加班了——当天下午4点钟,噩耗传来之快超乎所有人的预料:郝师傅脑干出血,人被抬进ICU抢救了1个小时多就不行了,享年54岁。

  消息渐渐传开,好些同事都偷偷抹着眼泪。

  只是,在得到临时工保险都足额缴纳后,郑行长像是松了一口气一样:“多亏小郝是在医院没的啊,这要是在支行大楼里就没了,得多……”他瞄了在场的其他人一眼,意识到下面要说的有些不妥,就没再继续。

  的确,“地球少了谁都照样转”,事实证明并非像秦主任从前说得那样。正相反,比任何离开的正式员工的接任者来得都快。郝师傅去世的第二天一大早,劳务派遣公司就送来一个大个子中年人顶替了他的位置。

  后记

  郝师傅大年初二出殡,正赶上他的女儿即将临盆,不能出席葬礼。姑爷听说他们家还讲究农村“摔盆”(没有儿子姑爷摔)的风俗,大年初一买了张飞机票,一个人连夜躲去了三亚。

  郝师傅父母都不在了,只有他姐姐和他老婆两个女人出现在告别仪式上,场面甚是冷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时正值农历春节,大家都不想冲了过年的喜气,新城支行出席的同事稀稀拉拉加起来还不足10人,行领导更是没有一个到场。

  由于郝师傅是在用人单位突发疾病死亡的,算是工伤工亡,单位下发了一次性丧葬补助金、工亡补助金等共计34万元,这算是他为家里赚得的最后一笔收入。

  营业室主任和郝师傅感情也很好,那时候还问我说:“我想在全行范围内发起给郝师傅家捐款的行动,是否可行?”

  “不可以的,”当时已经离开办公室的我劝他说,“这是工会的职能范畴,你越俎代庖,办公室领导会怎么想?”

  后来我听说,王主任不信邪,联合了客户部经理何大伟去找吴主任,得到的回复果然是:“工会不能组织捐款,郝师傅尸检的结果显示血液中酒精含量很高,能得30多万赔偿已经是支行千方百计努力的结果了。”

  “为我一个临时工,不值得……”很长一段时间,我脑袋里总是浮现出郝师傅轻轻摇着头说这句话时的场景。

  编辑:唐糖

  题图:《国家破产之日》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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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北落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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